在医疗领域，现在大家普遍的感觉还是看病难、看病贵，到底怎么解决？曾经担任过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指出，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在于优质医疗资源短缺，以及公立医院改革严重滞后。

黄洁夫说，2009年我国的医药卫生总支出是1.7万亿，去年是4.2万亿，6年增加了两倍，国家真掏了不少钱。但为什么效果不好？实际上，现在我国花的大量资金都被医院服务中虚高的商品价格消化掉了，老百姓从口袋里掏出来的钱，从比例上虽然下降30%，但是实际支出数字反而增加，这就是看病贵。如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黄洁夫的药方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话：发展才是硬道理。

前不久，一名患者在北京市一家医院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之后，各地出台了很多措施打击号贩子。对于这一个问题，黄洁夫表示，号贩子反映的问题就是老百姓要看一个好医生真难。这表明我国的医疗资源存在结构性矛盾，都集中在大医院，基层医院没有人去看病。

黄洁夫还透露，他在和一些委员（都是医疗专家）聊天时，发现他们所在的医院都有号贩子在炒他们的号，其中有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他的号是8000块钱，但他本人一分钱拿不到，他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号被炒到8000块钱。所以医生自己也感到很委屈，他一天要看60到100个病人，病人花几千块钱到他这儿来，几分钟就打发了，他也感到心里很痛，患者走了不是感谢他，而是满脸怒气。

如何解决这样的错配？黄洁夫认为，对于号贩子应该抓，要依法逮捕。但不应该限制医生加号，有些医院索性取消门诊号，这更值得商榷，因为这是想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解决这个事情，大多数政协委员觉得不可行。根治号贩子需要改革和发展。准确一点讲，就是要依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要让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让民营医院甚至外资进入到市场里来，把这块蛋糕做大。不要说到民营医院就是诚信不好的医院，要通过发展打造中国医疗领域的新名片。

今年退休人员退休金预计将增长6.5%，为什么定的是这个数字？担任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的胡晓义解释道，在今年的预算报告里讲到今年退休金调整6.5%左右，这是自2005年以来第十二次连续调整，叫“十二连调”，也是本届政府连续第四次调整。这是该给群众办的实事，一件也不能少。

胡晓义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整是首次统筹安排。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的是退休人员，不是像以往的报告里讲的企业退休人员，预算报告里讲得更明确，就是包括企业的，也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这个过去是没有的，“十二连调”包括了机关事业人员，现在把两个方面统筹起来考虑，这是去年开始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之后的一个新进展。过去是双轨制，现在并轨了，这样一来这个制度的公平性就更强。

至于调整幅度，过去几年都是10%，今年是6.5%左右。为什么这样？胡晓义解释称，确定调整的水平主要考虑几个因素。

第一，去年经济增长水平是6.9%；

第二，财政的支付能力。去年全国一般性预算收入增长5.8%，中央一般性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都比以前年度增幅要低；

第三，物价水平。去年城镇居民物价增长幅度是1.4%，应该是比较温和的；

第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去年是7.4%；

第五，社保基金就是养老基金本身的承受能力。近几年虽然总的收入额还大于支出额，但是已经出现了收入增幅低于支付增幅的现象，何况企业还在强烈呼吁要降低税费。所有这些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看，6.5%左右的调整还是恰当的。

胡晓义还表示，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增长6.5%，预算报告里讲到，还是要对企业职工特别是待遇偏低的和艰苦边远的企业退休人员进行适当倾斜，这既体现了公平，也体现了差异化原则。

学区房也是热点问题，北京有的学区房居然炒到四十万一平米，这样的现象该怎么看？对此，担任北京四中校长的刘长铭认为，择校实际上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为什么这样说？他表示，当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以后，对于生活的品位、质量，对于精神文化就提出新需求，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我们现在关注后代的教育，说明我们进步了、发展了。”刘长铭说。

刘长铭同时也表示，“如果是我，我不这么做，我会把更多的精力，包括我家庭的财力放在改善家庭教育的品质和质量上。我做教育做了40年，集40年之经验，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所以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改进家庭教育上。”

对于如何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刘长铭认为应该大力兴办民办教育，只有把蛋糕不断做大并做出各种口味的蛋糕，择校问题就会逐步得到缓解。